在加拿大
星岛安省的医生与护士兼任省议员（MPP），除了在议会履行公职外，也会抽空回到医院轮班。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履行“治愈者”的职责，也希望借此了解医疗现场的实况，为政策决策提供第一手资讯。这在安省这个医疗支出高达910亿加元、占年度预算2320亿加元的省份，这种观察尤其重要。
“嘿，我不是投过你票吗？”一名病人坐在急症室候诊区好奇问道。“可能吧！”戴着口罩、身穿手术衣的唐谷道东选区自由党议员兼医生阿迪尔·沙姆吉（Adil Shamji）答道。附近的病人听到这番对话，不禁轻笑。
MPP Adil Shamji
这类巧遇，正是医生与护士兼任议员的一部分日常。他们需要在议会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在医疗系统中轮班，亲身了解病患需求与医疗现场困境。沙姆吉表示，他之所以从医疗转向政治，是因为对患者面临的制度性问题感到无力，而这些问题需要更高层级的政策解决。“你可以说已经尽力增加家庭医生数量，但只要在急症室待一分钟，就会明白仍然有人得不到照护。”沙姆吉说。“有些病人无法续领药物，检测进度落后，我们甚至要诊断出糖尿病等疾病。”他希望到2029年时每个安省人都能有家庭医生。
2018年，福特上任时承诺要终结医院的“走廊医疗”，但随后COVID-19疫情爆发，如今问题仍然存在。
咸美顿中心选区新民主党议员兼医生罗宾·伦诺克斯（Robin Lennox）则表示，她利用医院轮班，观察有多少病人在走廊等候，也经常听取医生与护士同事对系统缺陷和患者遇到之障碍的反馈。“对我而言，把前线的观察带入政策讨论一直非常重要。”伦诺克斯说。她在去年二月省选中当选，是新民主党议员。她刚生下第三个孩子，目前暂停医院轮班。
MPP Robin Lennox
疫情高峰期间，自由党议员、现任长期护理部长纳塔莉亚·库森多娃-巴什塔（Natalia Kusendova-Bashta）曾穿上手术衣，在急症室工作，以应对医院的关键需求。
渥太华郊区尼皮恩选区自由党议员、注册护士泰勒·瓦特（Tyler Watt）说：“因人手短缺，你总能多接几个班。”瓦特在医院老年康复单位工作，长者一般接受三至六周治疗。“他们常是卧床入院，但我能看到他们从医院前门走出来。”瓦特微笑说，“我每月至少尽量轮一班。”
MPP Tyler Watt
病人偶尔认出议员身分，也只是短暂瞬间，很快就会回到医疗工作本身。
“我从不提起这件事。”瓦特说。“你得告诉自己：‘对，我是议员，但今天我是你的医生，我专注于你。’”伦诺克斯对《星报》说。
沙姆吉医生补充：“病人只想解决问题，大部分人已经等了好几小时。保持专业，区分议员身份与医生身份非常重要。即使病人政治立场不同，也不会造成问题。”
作为医生，伦诺克斯和沙姆吉表示，他们投入政治的原因，是对患者面临的制度性问题感到挫折。抗生素或抗抑郁药能解决眼前病症，但对根本原因无法提供解决。两人近期在《星报》合作发表评论文章，呼吁福特与联邦政府签署双边协议，将药物保健（Pharmacare）引入安省。
伦诺克斯表示，她曾多次面对病患需要求助收容所，却因名额不足被拒的问题，也有病患无法获得药物保险覆蓋，“我总觉得自己无法再继续做同样的事了。”
她在2024年夏决定参选省议员，当时有传闻福特可能提前选举，她自行下载新民主党候选人申请表，“没有人推荐我，我自己填写后提交。”
沙姆吉则回忆，疫情初期，他对省政府感到越来越沮丧，开始与自由党接触，后来于2022年6月选举参选，“那时疫苗已到位，缓解了医疗系统压力。”“我曾在安省各地原住民社区与西北地区工作，很明显我的病人受苦，因为政府、社会及公共政策未能有效运作。”沙姆吉说，“能开抗生素却无法解决病根，令人非常挫折。”
瓦特表示，除帮助病人外，保持医疗现场知识也很重要，因为议员每隔几年要面对选举，再次竞选。“这份工作不是最稳定、最有保障的。”瓦特说。沙姆吉则对自身的双重身份感到讽刺：“我从最受信任的职业，变成最不受信任的职业，这一点我很清楚。”
（图：星报）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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