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加拿大新闻中国科幻往事:序曲奏响,道阻且长



在加拿大


多年后,当科幻迷涌入影院观看被搬上大银幕的《流浪地球》时,仍然会心潮澎湃地回忆起1999年那个在中国科幻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

那年的高考语文作文别出心裁地出了个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个颇具想象力的话题当时难住了很多考生。但在山东济宁考场,一个叫郭帆的考生却是大喜过望,他平时喜欢读一本叫《科幻世界》的杂志,就在不久前,恰好在那上面读过一篇关于记忆移植的文章,他因此拿到了接近满分的作文成绩。

那一年,在山西娘子关电厂工作的刘慈欣,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自己的科幻处女作《鲸歌》,还凭借《带上她的眼睛》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一鸣惊人。那年的笔会,他带去了四篇作品,其中有一篇叫《流浪地球》。

而在安徽合肥八中,有个叫谢楠的小女生,也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那年在《科幻世界》发表了一篇豆腐块,讲的是计算机病毒进化出自我意识后的世界,她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却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到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中。

17年后,那个叫郭帆的考生早已从法律系毕业,但兜兜转转还是走进了自己喜欢的电影行业,他决心拍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片,一眼便相中了自己多年前便读过的《流浪地球》。

电影拍到一半时资金告罄,他四处找人投资。而那个叫谢楠的小女生,这时候已经和演员吴京组建了家庭,当郭帆找上门来时,他们给电影投资了6000万,使电影得以拍摄完成,撞开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

今天,提到中国科幻的旗帜,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刘慈欣,是获得雨果奖的《三体》,以及创造了票房奇迹的《流浪地球》,但在此之前,中国科幻一直在边缘地带曲折前行,跌跌撞撞地走过了大半个世纪。

01 从“大毒草”到“伪科学”

在中国科幻发展史上,叶永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

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要编一套面向少年儿童的科普书,找到了当时还在北大读大三的叶永烈,让他负责其中一些选题。

考大学时,叶永烈本想报新闻专业,但家人希望他念理工科,最后第一志愿填了化学。父亲听说后很高兴,因为“做新闻很危险的,弄不好就会出事情。念化学,毕业了起码可以做做雪花膏,做做肥皂,总会有一碗饭吃。”

出版社找他编的这套书,以“为什么”的问答形式向少年儿童普及科学常识,其中化学分册有175个“为什么”,叶永烈一人写了163个,写完化学,他又被邀请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等分册。最终,总共971个“为什么”中,他一人写了326个,占全书三分之一。

1961年的六一儿童节,这套名为《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书问世,很快风行全国,发行量高达580万册。叶永烈随之成名,各方科普约稿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和未婚妻杨蕙芬第一次见面,他送给对方的的定情信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1961年出版的首版《十万个为什么》

由于这套书实在太成功了,当时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想把《十万个为什么》搬上荧幕,于是找到叶永烈,想把他挖到制片厂。

当时叶永烈已经毕业,分配到上海仪器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跳槽去制片厂工作,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当时却被视为“离经叛道”,叶永烈的系主任严仁荫怒斥他“我白教你了!”,还有同学骂他是“叛徒”。

让他更郁闷的是,在制片厂干了没多久,《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毒草,叶永烈作为主要作者也被抄家,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十年光阴,就这样蹉跎而过。

借着80年代初那股全民对知识和科学的狂热,叶永烈发表了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书早在“文革”开始前就已写完,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付梓出版,立刻成为当时最热门的科幻读物。在刘慈欣的《三体》横空出世前,《小灵通漫游未来》一直是销量最高的科幻作品。

《小灵通漫游未来》里面,叶永烈幻想未来城市的交通工具,描写过一辆能够自动避撞、自己拐弯的汽车。近40年后,他去硅谷旅行,参观了特斯拉的工厂,和地球上最具科幻色彩的汽车合了张影。

叶永烈与特斯拉汽车

80年代的中国科幻界有三个领军人物:创造“小灵通”的叶永烈,写《飞向人马座》的郑文光,再加上写出《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童恩正——他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科幻片。

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当时科幻作品被视为“增进少年儿童科学认知”的儿童读物,是上不了台面的边缘文学。比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故事并不儿童化,但作者却靠这本书拿了个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

科幻小说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同样曾被批成“大毒草”的武侠小说,要知道,80年代的北大校园,同时读金庸与萨特是常见的景象,而对科幻小说的质疑和批判却一直没有消停。

1977年,叶永烈在《少年科学》上发表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珠穆朗玛峰上发现了一窝恐龙蛋,多数已成化石,但其中一枚被松脂裹住,并未石化。科学家发现这枚恐龙蛋还有活性,便将蛋孵化,成功复活早已灭绝的巨无霸恐龙。

这个故事极富想象力,当时还被改编成连环画《奇异的化石蛋》,不料却引来一场争论,叶永烈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小说被斥为“伪科学的标本”,甚至叶永烈的其他科幻小说也被拉出来批判。

1990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发表13年后,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问世,三年后,斯皮尔伯格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卖了9亿美元,拿下了当年的全球票房冠军。

02 “我们要是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人搞了”

叶永烈的12部科幻小说接连被出版社“封杀”,让他感到寒气森然,之后开始转向纪实文学。而另外两位领军人物,郑文光染病后一蹶不振,童恩正远赴美国,也先后离开科幻事业。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四川省科协同意以自负盈亏为条件,允许其主管的《科学文艺》期刊继续办下去,成为这场风波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科幻杂志。七年后,这本杂志有了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科幻世界》。

不过这本杂志当时活得相当惨淡,订阅量直线下跌到三万份,财务账上一度只剩下六万多块钱。当时办公条件艰苦,人手最紧张时,社长杨潇,这位四川前省委书记的女儿,蹬着三轮车带领团队沿街叫卖,靠着这样的精神,让《科幻世界》活了下来。

多年后,编辑谭楷回忆当年的孤独与艰难:“我们要是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人搞了,所以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当时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

1991年,科幻界举办“世界科幻年会”,杨潇为了节省经费,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横跨欧亚大陆,肿着双腿出现在荷兰,为中国争取到了举办世界科幻年会的机会。得知他们坐火车来到会场,外国同行惊叹:“你们是坐火车来的?这才是科幻呢!”

《科幻世界》在成都主办世界科幻协会(WSF)年会

1994年,三百年一遇的大型彗星将与木星相撞,谭楷在峨眉山金顶看到,许多人为了用小小的天文望远镜看一眼星空,在寒冷的山顶排起来长队,这让他分外感动:

“只要一个民族还有好奇心,还能仰望星空,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就还能搞科幻。”

这份坚守最终等到了云开月明之时。进入新世纪,在中国科幻创作衰退十余年后,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新一代科幻作家,将在这里揭开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序幕。

03 “都是业余在做,不然早饿死了”

1985年,大学刚毕业的刘慈欣,被分配到娘子关电厂担任计算机工程师,在那里一干就是三十年。在乏味枯燥的工作外,他也曾跟其他同事一样打打麻消遣,结果一个晚上输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后,痛定思痛放下麻将,开始转向自己的另一项爱好:写科幻小说。

刘慈欣出生于1963年,或许由于他惊人的想象力,在网上读者普遍更喜欢称呼他为“大刘”而不是“老刘”,但刘慈欣的童年时代,众所周知,是一个想象力极端贫瘠的年代。

读小学时,他偶然从家里的床底下翻出一个装满了书籍的箱子,里面就有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当时这些书籍被视为“毒草”,但对刘慈欣来说,“感觉就好像在一个黑屋子里,被一下子打开了窗户”。

刘慈欣从80年代开始写小说,但直到1999年才在《科幻世界》发表处女作《鲸歌》,当时他已经36岁了,跟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差不多年纪。

事实证明他在科幻创作上有着非凡的天赋,第一年便凭借《带上她的眼睛》拿下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第二年又凭借《流浪地球》斩获银河奖特等奖。从此他的名字开始霸占银河奖榜单,连续八年从未缺席,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及。

不过,拿奖再多也没啥大用,科幻小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刘慈欣在采访中坦诚自己从没想过成为专职作家,理由很简单:写科幻不挣钱,“大家都有工作,都是业余在做,不然早饿死了。”

不少人还记得,当年混迹于论坛,正在与读者沟通的刘慈欣会忽然来一句“得去接女儿放学了”或者“得去给女儿做饭了”,转身进入一个柴米油盐的日常父亲角色。

不过对刘慈欣来说,或许相对幸运的是,他有一份稳定而且收入尚可的工作,在值班时甚至还能有余暇“摸摸鱼”,得以将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转化成文字,被网友戏称“摸鱼摸出雨果奖”。

雨果奖获得提名后,刘慈欣纠结了一阵是否去现场领奖,最后没去,后来成了他的一件憾事,因为那次的颁奖是宇航员在太空宣布的,而太空,一直是刘慈欣的心心念念所在。

截至2022年末,《三体》已经在全球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销量突破2900万册,创下了中国图书海外销售纪录。其粉丝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这样的政界人士,也有雷军、扎克伯格这样的企业精英,中国科幻总算彻底走出了过去“精神污染”的阴影。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评价,“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唯一遗憾的是,《三体》获奖后多年,国内出圈的科幻作者依然只有刘慈欣,这说明国内科幻创作距离真正的产业化尚有距离。

而科幻的另一个重要领地,科幻电影,此前在中国电影工业中仍然近乎一片空白。

04 热爱可抵千难万阻

在《流浪地球》之前,国内最成功的科幻影视作品并非资本投入的大制作,而是科幻粉丝靠爱发电“攒出来”的作品。

2015年,一则名为《水滴》的三体同人短片发布到网络,被粉丝直呼完美还原小说神韵的神作,刘慈欣看罢给出超高评价:“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三体电影,如果能拍出这种意境,真的死也瞑目了。”但这则短片,却是出自于一位名叫王壬的学生之手。

短片《水滴》

另一部同样是粉丝制作的动画《我的三体》,豆瓣评分高达9.6。早期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制作团队只能把动画人物渲染成“方块人”,但凭借优秀的剧本改编,对原著精神的尊重与还原,这部技术粗糙的动画硬是做成了公认的三体神作。

对中国科幻迷来说,热爱可抵千难万阻。

不过问题是,在所有电影分类中,科幻电影是最具“重工业”属性的一类,仅仅靠爱发电远远不够。拿特效技术来说,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电影工业的短板,甚至不及隔壁韩国。2004年冯小刚拍《集结号》,特效制作就是请的曾经拍出过《太极旗飘扬》的韩国团队。

中影要拍《流浪地球》的消息传出来后,网上一度全是“不要交给中国人拍”的声音,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真正掀开中国科幻浪潮的,恰恰会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业余”青年导演。

郭帆不是电影科班出身,他大学读的是法学,后来跑到北京电影学院读了个管理系研究生,接受采访时自嘲自己是“野路子”。在《流浪地球》之前,他只执导过《李献计历险记》和《同桌的你》两部电影,伸手去碰中国电影工业还很陌生的科幻题材,很难让人看好。

2014年,电影局组织几名青年导演前往好莱坞访学,郭帆也在其中,同行的还有路阳、宁浩、陈思诚等。一圈看下来,郭帆发现,中国电影工业跟好莱坞相比差距太大了,其中差距最大的就是科幻片,“我们还在骑自行车呢,人家已经开上法拉利了。”

《三体》获得雨果奖那年,对科幻题材念念不忘的郭帆,接到了中影总经理凌红的电话,对方给了他三部拿到版权的小说:《流浪地球》《微纪元》和《超新星纪元》。郭帆第一反应就是拍《流浪地球》,他说自己当年在《科幻世界》上就读过这篇。

郭帆一开始并没有拿到中影的正式合同,但还是和制片人龚格尔自掏腰包100多万,做前期筹备工作。半年后,两人向中影汇报,拿出了一份完整的世界观架构说明、3000张概念设计图、8000张分镜头画稿……中影领导看到,忍不住感动落泪。

第二天,他们就收到了中影的通知:“准备开始吧!”

行星发动机概念图

对中国电影人来说,科幻片是新领域,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开始学习。《流浪地球》第一部制作团队有7000多人,到了第二部超过2万人,如此规模的拍摄团队,管理起来就是个难题。拍摄期间,郭帆压力极大,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全靠手上一包包的烟撑着。

拍摄不断遇到大量技术难题。

以片中的领航员空间站为例。在三维空间中建立一个立方体需要六个面,整个空间站的呈现如果精确计算,会有10亿个面!郭帆在采访中说:“这样的渲染优化搁给谁都是难题,国外团队是不会把核心流程分享给你的,那是人家吃饭的家伙事儿,保密,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

《流浪地球》第一部有2003个特效镜头,每个镜头最少改动几十版,改100版很正常。郭帆曾在朋友圈中发图,有个特效镜头前后改了251版。

这个镜头是什么呢?是上海陆家嘴地标建筑坍塌的场景。过去引进好莱坞电影时,摧毁中国地标的镜头常会被删掉,但《流浪地球》过审,一个要求修改的点都没有,郭帆说:“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改了251版的特效镜头

所有人都在从头学起,就连拍片无数的刘德华也坦言,拍科幻片让他有重回80年代刚拍电影的感觉,每天都充满未知与好奇,“进组第一天,我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很神奇,每天都问这个怎么用?待会儿怎么拍我?”

第一部的特效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而到了第二部,整个特效及工业水平又提升了一个量级,特效镜头超过6000个,合作的韩国、美国等顶级特效公司超过10家,再次颠覆了观众对国产科幻的认知。

惊艳的视觉效果,往往是科幻片让观众津津乐道的最直观感受,但对一部电影来说,特效是上层建筑,更底层的基础,是构建一个完整而合理的世界。对中国科幻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式的科幻范式,拍出中国科幻的独特,是个难题。

05 “他们想不到的,就是中国科幻的点”

卡梅隆拍《阿凡达》,光剧本就断断续续写了十多年,为这部电影设置了一整套严谨的世界观:从潘多拉星球的位置、大小,这个星球上生物的生存状态、交流方式,人类侵占的目的等等,他甚至找到南加州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为片中的纳美人创造了一套自己的语言。

拍《流浪地球》,郭帆同几位编剧也为整个故事编纂了一套百年“编年史”,从1997年到2075年,尽管很多地方电影中只是一带而过。

而到了《流浪地球2》,剧本写作阶段便邀请了包括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家等在内的多位专家指导,部分专家甚至长期参与到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让整个故事的世界观更加真实可信,每一处细节都能够逻辑自洽。

除此之外,更难得的,是如何拍出中国科幻独特的“精神内核”。

郭帆给美国人讲要把地球推离太阳系,美国人一听就惊了:一是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肯定就是逃离地球,你们中国人居然跑路都要把地球带上;二是美国科幻片中往往是几个超级英雄拯救人类,150万人饱和式救援,这场景好莱坞从没见过。

郭帆说:“他们想不到的,就是中国科幻的点。”

从撰写剧本阶段开始,郭帆与团队就确定了,“中国科幻”四个字是一切工作导向的“精神内核”,电影语境和美学风格,都是在这个内核下确定。带着地球流浪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明显带有中式美学的历程。

让中国科幻电影植根于中国文化,再结合今天的技术完成中国式的表述,这才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电影。

与其他电影类别相比,科幻片是一种需要国力背书的电影类型。郭帆说:“如果你的国家不够强大,其实是没有办法支撑科幻片的,很简单,就是普通观众是没有自信去看这个东西的。中国是可以去解救世界危机的,你信不信?这是一个大前提。”

剧组在拍摄中大量使用了3D打印、激光雕刻和CNC数控车床等制造业技术,让所有道具都具有实用性:衣服可以直接穿戴、车辆能正常驾驶和控制、机械手臂可以活动自如。比如影片中的无人机,剧组就真的打造了一台实物出来。

剧组制作的《流浪地球2》中的无人机

影片中UEG地球联合政府那些可行驶作业、可变形的机械设备,很多都是实物打造,并不是特效制作的虚拟设备,这背后,则有着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龙头徐工集团的身影。剧组拍摄用到的“钢铁螳螂”,现实中就是徐工自主研发的ET120全地形挖掘机。

徐工全地形挖掘机

有记者问郭帆: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进步,对创作有哪些影响和启示?郭帆回答:

“它已经不是对创作的简单启示了,而是为中国科幻片提供了能够成立的土壤。当我们在新闻上看多了航天员出舱、玉兔登月等真实情况,电影中的科幻场景,观众才不会意外。”

科幻作家何夕也曾总结:中国本土科幻的三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次,改革开放初有一次,现在是第三次,它和国家的命运好像冥冥之中产生了一些联系,有点儿像一个晴雨表。

回顾世界科幻史,影史上的科幻巨作,几乎都来自美国,连欧洲、日本都很少,而美国的科幻电影也是在美国繁荣时期发展起来的。

06 尾声

1978年,来访的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带给中国一份特殊的礼物:1克重的月岩标本,是1972年阿波罗17号飞船从月球采集而来。

这份月岩研究交给了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欧阳自远,他小心翼翼地取了0.5克做研究,另外0.5g则被珍而重之地放置在北京天文馆。那时的他可能还无法想象,四十年后自己将成为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将“嫦娥一号”送上月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苏太空竞赛、人类遥望星空的时代,科技突破层出不穷,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也日益成熟,随着美国热爱科幻小说的婴儿潮一代长大,众多科幻经典纷纷问世,西方科幻影视繁荣一时。

眼下的中国,似乎正在复刻这一模式,不过,一个国家强大的电影工业,绝不应仅仅依赖个别导演的妙手偶得,更需要完善的工业体系与制作流程。整体而言,中国电影工业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京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透露,郭帆在剧组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郭帆认为,熬夜赶工并不值得夸耀,“我们想要的工业化的结果,就是能够让我们高效,尽量少犯错误、尽量不用熬夜,这才是目的。”

他们已经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拍《流浪地球2》时,剧组与北京电影学院有个课题合作,他们找了20多个实习生跟踪拍摄,全程只做一件事,就是记录拍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错误,目的是梳理出一套符合我国的工业化流程。这些记录错误的纸张最后堆在一起有半米高,让人叹为观止。

看到知乎上有人讨论,认为《流浪地球》已经超越好莱坞,这种观点无疑是无知而傲慢的。

自上世纪至今,好莱坞拍出了《2001太空漫游》《星球大战》《黑客帝国》《E.T.》《银翼杀手》《星际穿越》等一系列创意极其优秀的科幻电影,这背后,是创新的土壤、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不断推陈出新的技术和层出不穷的人才。

回想1999年,《科幻世界》因与当年高考语文作文撞题而声名大噪,发行量从之前不到10万册,猛增至36万册。编辑部回顾《科幻世界》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在文章最后写道:

“中国科幻,刚刚起步;《科幻世界》,任重道远。二十年,仅仅是奏响了序曲,而序曲绝不是高潮。”

这几句话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中国科幻仰望星空已久,道阻且长,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资料:

1.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的“理智与情感”.澎湃新闻.

2. 我知道的叶永烈和中国科幻往事.陈宗周.

3. 没有他们,“中国科幻就没人搞了”?南方周末.

4. 贾樟柯谈中国科幻电影:我们要补这些课.南方周末.

5. 郭帆吴京刘德华揭秘《流浪地球2》.中国电影报道.

6. 《流浪地球2》导演郭帆:第二部还是“从零开始”.界面新闻.

郭大路,985理工男,外企高级工程师,深度内容创作者。知乎/今日头条/澎湃:郭大路的小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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