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导读: 圣诞节前在《经济学人》看到了这篇深度报道。本人虽然不是温州人，但曾经结识过几位温州好友，他们的经历跟文中所提到的高度吻合。
比如欧洲温州人的成功 "三部曲" 是指哪三部？"三把刀"（"sa bo de"）指的哪三把？又比如二代（或三代）温州人跟他们的长辈有何不同，为什么父辈们的成功 "三部曲" 与 "三把刀" 不再适合他们？文中对此一一给出了解释。本人很看好法国华二代未来的表现。
除温州外，作者还专门两次提到青田。欧洲温州人的成功 "三部曲" 同样也适合欧洲的青田人。"三把刀" 中的第三把塑造了欧洲的青田人。
很多老一辈欧洲的温州人与青田人看完后大概率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一篇很值得推荐的文章。
2022年12月20号
王锐（音译）
王锐（图）父母离开他的时候年纪还小。当他母亲到欧洲开始新生活时，他才两岁。一年后，他父亲也来到法国。
在中国沿海城市温州周围的农村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都做同样的事: 离开自己的城镇和村庄--往往还有他们的孩子--去追寻梦想。
当你可以在法国或意大利的血汗工厂赚到更多的钱时，为什么要留在温州过着手忙脚乱的生活？既然有这么多人离开，你为什么还留下来？
王锐坐在巴黎东北部Pantin一家破旧的咖啡馆里。那里的市中心与郊区（Banlieues）融合在一起，郊区是贫困移民比例很高的地方。
他以怀念的心情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父亲曾经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工作，收入颇丰。"他没有必要离开中国，“ 他说。但他在村里一家纺织厂工作的母亲并不满意。"有时我母亲生气时，她说她离开中国是因为她想离开我父亲。但我知道她想要赚更多钱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母亲在1989年离开温州。东欧的混乱提供了一个机会：像他们这样的移民可以轻松地跨越边境。
温州是一个有反叛倾向的城市--不是在政治意义上，而是在经济上。即便如此，在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 计划十年之后，中国城市的经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手里，但温州则不同。这里有创业的传统。
温州直到1990年才有自己的机场，八年后才有高铁。地理位置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温州两侧都被丘陵和山川包围。这个城市是孤立的。其独特的家乡话在中国被誉为最难懂的方言。
温州人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经商，而且表现出色，在中国也很出名。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们也在全国各地进行买卖，正如波士顿大学的Joseph Fewsmith在其文集《毛泽东的无形之手》（Mao’s Invisible Hand）中指出的那样。
他们对 "东方犹太人“ 这个绰号感到自豪。对温州人来说，这个词表达了他们的贸易天赋和亲情意识，帮助他们在遥远的地方生存和发展。如果你在法国、意大利或西班牙，温州人之间都很愿意提供帮助。
这些联系促成了一个现象。在欧洲170万华裔移民中，仅与一个中国城市，即温州（和邻近的青田县，历史上属于温州）有联系的人占大多数。
欧洲的温州人主要集中在几个城市。
除中国人外，甚至连温州这个名字都几乎不为人所知（奇怪的是，其人口约为960万，比伦敦的人口还多）。在大多数温州人定居的地方，他们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向外部世界开放后，并使出国旅行变得更加容易时，温州的移民人数也在激增。
出国的人主要来自城市周边农村地区。他们通常比较贫穷，没什么耕种土地。他们与其宗族有紧密相连。在温州周边的村庄里，许多居民都同姓是很常见的。
在国外定居的温州人可以利用亲属关系获得大力支持。他们对老家的忠诚加强了他们通过与这个城市及其特殊文化的联系而建立起彼此的信任。
在欧洲，温州人根据他们来自该地区的具体农村（包括青田）来形成自己的社区。
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温州创业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在中国以其非正式信贷系统而闻名。任何有商业计划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他们需要的启动资金，而不必求助于傲慢的国有银行。在国外，温州移民也能利用他们的乡亲关系来获得创业资金。
但在自己创业之前都有一个成人仪式，即艰苦的奋斗过程。许多在欧洲的温州人表示，他们曾经在狭小的工厂里劳作，对欧洲生活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适应。一些移民不得不工作数年，以偿还 "蛇头" 的债务。
温州也被称为 "鹿城"。这可以追溯到一个古老传说。根据这个传说，该城市的创始人在大约2000年前看到一只口含鲜花的白鹿经过。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吉祥信号。
温州人将他们在欧洲的典型经历描述为 "三部曲"，这其中就有乐观主义的影子:
第一部是做黑工的苦差事。
第二部是正式就业阶段，这时他们往往有合法的身份。
最后一部是自己当老板。
对许多人来说，第一部始于意大利中部的普拉托郊区，一个中世纪的托斯卡纳小镇。
1989年，那里仅有38名中国人，但今天约有35.000人。在附近的地区首府佛罗伦萨还有数千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温州一带。
他们来到托斯卡纳，并对该地区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服装业进行了深刻的重组。这是欧洲近期移民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
就在普拉托的古城墙外，"小意大利与小温州混杂在一起，令人不舒服"，两位专门研究普拉托的华裔人口学者Elizabeth Krause和Massimo Bressan在2017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
再往郊区走，在一望无际的工业地带，几乎看不到小意大利的痕迹。一个又一个的工厂，一个又一个的仓库被刻上汉字。几乎所有企业都由温州人经营，而且他们主要雇用温州人。“这就像在中国一样，“ 一位来自中国的非温州籍移民说。
丁锦荣（音译）是其中一家公司老板，今年56岁。他创立了Hermosa快速时尚公司。
他的故事很典型：1991年，他从陆路经匈牙利和奥地利入境意大利，然后来到普拉托。在工厂里工作和睡觉（"没有这些好，"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自己的大仓库）。他当时孤身来到这里，把妻子留在温州周边的老家。"那是一种艰苦的生活，“ 他笑着说。"但你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当时涌入普拉托数以千计的温州人追随着早前的移民浪潮。这些人主要来自该国南部贫穷的意大利人。他们被该市的纺织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所吸引。移民的涌入导致普拉托人口激增，但到1980年代，此类劳动力的供应已经耗尽。
温州人开始在竞争中战胜普拉托的大多数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专门为服装公司分包裁剪和缝纫材料。温州人能满足一个迫切需求：他们愿意为低薪而努力工作。最终，他们拯救了一个垂死中的行业。
很快，他们开始在价值阶梯上攀升。首先接管他们工作的小公司，然后是整个生产链。他们在 pronto moda 或快速时尚领域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专长。中国人也可以快速生产服装，但将它们运往西方市场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普拉托在温州的业务不仅可以快速生产，对不断变化的趋势做出闪电般的反应，还可以确保快速交付给欧洲的批发商。
此外，他们将拥有令人垂涎的“意大利制造”标签。到2000年代中期，普拉托拥有数千家中国服装公司，使其成为欧洲最大的快时尚中心。
有些人确实为全球知名品牌工作。在温州人的带领下，普拉托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纺织业传统走上了一条新的轨道。
温州人在中国以专注于少数几个行业，并在国内和全球市场占据很大份额而闻名。官方网站称，温州的工厂生产世上60%的纽扣、25%的眼镜和10%的鞋。
温州人称他们在欧洲的成长史为 "sa bo de" （听上去更像是青田话的发音），即 "三把刀"，因为所有行业都使用这种工具：制作服装、制作皮革和餐饮。
普拉托的温州人使用第一把刀；佛罗伦萨的温州人第二把，制作手提包和手提箱。米兰拥有意大利最多的温州人（是普拉托的两倍，尽管就城市人口的比例而言，温州人远没有那么突出）。
所有刀具都在米兰社区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这座城市的温州人也涉足其他行业。据总部设在米兰的全国性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称，到 2019 年，米兰11.5%的酒吧为中国人所有。
在温州人多的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餐饮业吸引了许多人来到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的城市。
近年来，温州人经营的日本餐馆在巴黎激增。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 ）博士生程霞兵（音译）估计，他们的数量比日本人开的餐馆要多出十倍。
在巴黎，温州人通常专门从事服装和皮革制品的批发。
2015年，温州大亨Hsueh Sheng Wang在巴黎郊区开设了欧洲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
Hsueh Sheng Wang在20世纪70年代随父母从温州移民到巴黎。他当时还是个孩子。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当送货员。他 "三部曲" 中的最后一部--作为他所创立的大型房地产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董事长--在欧洲温州人中具有传奇色彩。
大流行病和乌克兰战争也让他们造成损失。在最近一次访问这个三层楼的建筑群时，记者看到一排狭小的陈列室挤满了展品和准备运给客户的货物箱。但温州的工作人员说，这些天的客户少得多。他们抱怨说，战争推高了运输成本，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运输成本。在普拉托和巴黎，纺织和皮革相关企业的所有者表示，有几家企业正在面临倒闭。
一些温州人说要回老家生活。欧洲政府提供的大赦意味着大多数人都获得了欧洲的居留许可。但很少有人申请外国公民身份。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因此拥有中国护照的温州人更愿意保留中国护照。中国护照对于他们在中国做生意而不受外国人的束缚起到一定帮助，以及退休后再回到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仍然在温州老家有房子）。
温州人在欧洲大陆的第一个长期定居潮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需要劳动力——他们自己国家的年轻人则需要去前线打战。中国人弥补了劳动力缺口。其中约有135.000人加入了一个名为 “中国劳工团” （Chinese Labour Corps）的联合组织。它的成员挖战壕，搬运死伤者，并维护供给部队所需的公路和铁路。
战后，约有3000名幸存的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炸弹、疾病或事故）留在巴黎，他们当中就有许多人来自温州。
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时，法国显然是温州人的首选目的地，意大利也是如此。
这种现象有助于温州人对至少一种西方思想潮流并不陌生：基督教。
温州经常被中国人称为该国的 "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如此多的人信奉基督教（根据保守的官方估计，至少有十分之一）。
他们是福音派新教徒，其祖先在19世纪被苏格兰传教士皈依。这可能与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天主教传统不那么吻合，但仍有精神上的重合。这也与企业家精神有关——温州的许多基督徒认为赚钱是事奉上帝的一种方式。成功的人被称为“基督徒老板”（Boss Christians）。
在欧洲城市，富裕的温州人帮助开设教堂，并以他们的方言进行礼拜。仅仅在巴黎就有十几个。"上帝赋予我们做生意的能力，“ 一位信徒牧师这样说。
但欧洲也可能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不少地方对温州人的愤怒已经开始酝酿，指责他们从事不公平和剥削性的商业行为到犯罪和干扰当地的生活方式。
2004年，西班牙东南部城镇埃尔切爆发骚乱。该镇是西班牙传统的制鞋业中心。两个中国鞋的仓库被放火烧毁。数百名示威者走上街头，一些人打着 "中国人滚出去“（Chinese out）的横幅。他们对当地商人销售来自温州的廉价鞋感到愤怒。他们说这些商人使西班牙公司破产。
温州人也经常抱怨警方表现出的敌意，指责他们在打击非法行为时过度针对中国企业。2007年在米兰，意大利警方大幅提高对温州商人使用私家车从事商业活动的罚款，数百名中国人手持中国国旗进行抗议。他们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数人受伤。
2009年，普拉托——这座长期以来被称为左翼据点的城市选举出罗伯托·切尼 （Roberto Cenni） 为市长。切尼是一名中右翼纺织企业家。他将反移民作为其竞选活动的核心特征。“真正受到歧视的是普拉托人，” 他这样说道。
2014年，左翼市长马泰奥·比福尼 （Matteo Biffoni） 取代了切尼。后者对中国人更有同情心。
但2022年9月份选举产生的具有新法西斯历史的梅洛尼政府显示，欧洲政治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极右翼趋势，尤其是对移民而言。
年轻的温州人——那些在欧洲长大、精通他们所在国语言并且通常是所在国家的公民——开始发声。
生活在巴黎的王锐在七岁时来到法国。现如今他已经35岁，并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这 “sa bo de“ ，即 "三把刀“ 的成长史已不适合他。
他是一名管理顾问，同时也涉足政界（他在法国长大，18岁时自动成为法国公民）。王锐和其他在法国出生或长大的年轻法国温州人帮助发起了一场维权运动，该运动近年来在巴黎引发了多起反对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
其中在2016年吸引了数万人参与——这是欧洲华人领导人数最多的一次示威活动。他们挥舞法国国旗，唱起《马赛曲》。
许多参与者都是温州人，他们对一名温州裁缝在被三名青少年殴打后死亡感到愤怒。示威者抱怨说，这种针对华人的攻击常常被巴黎当局忽视。抗议在法国引发了关于此类罪行的大量辩论。袭击裁缝的人被判犯有谋杀罪。法院裁定这是种族主义。
温州活动人士将抗议运动视为一个分水岭——一个迄今为止宁愿远离聚光灯群体的政治觉醒。
其中一位出生于温州的商业律师奥利维尔·王 （Olivier Wang） 说，示威活动取得了一些成功。“要完全结束法国人对中国人的所有种族歧视是不可能的。” 但他强调，温州人已经表明他们不再准备被忽视。“现在我们要站起来说不。”
温州的许多年轻人仍然觉得很难对他们社区长辈说这个词。艰苦奋斗的传统是难以摆脱的。你可以在作为巴黎生活一部分的咖啡馆-烟草店中看到它。经营它的人很可能是年轻的温州人。这些商店通常由政府垄断控制——你必须是法国人才能经营。这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工作。但老一辈温州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三部曲，并帮助他们在法国出生的孩子铺路，将这些商店视为安全投资。在大多数法国企业中，温州人正在展翅高飞。
王锐渴望自己被看作是法国人。2020年，他被选为巴黎东北部市镇Pantin议员。他争取的不仅仅是华人的权利。他又加入一个新的中左翼政党Place Publique，并表示想代表各种巴黎人。
正如他在公社网站上所说的那样，“我不想别人只关注我的出身。” ❖
原文链接
https://www.economist.com/christmas-specials/2022/12/20/emigrants-from-a-small-corner-of-china-are-making-an-outsize-mark-abroad
摄影师: nicolas de rougé, gianni cipriano, dario m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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