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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

每年的秋天，猎户座一定会出现在夜空里，同样，每年的春天，一个奇妙的星群一定会出现在地球上：一丛丛浪漫爱情喜剧，以及穿梭其间寻找真爱的男男女女。不过这里面并不包括那些宅男宅女。她凡事淡定，不惧艰难，事业成功，如今单身。他遇事善感，创意无限，有一套神秘兮兮的大房子，如今独居。物质与成功不能缓解他们的孤独于万一。他试着学做饭。她搜集旧唱片。他在与朋友的插科打诨中寻求温暖。她在办公室里通宵加班。后来有那么一天，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她的单身妈妈，说她的生活应该要改变了：她正在浪费大好青春，将来可是会孤独终老的。在城市的另一端，他的已婚铁哥们儿把同居生活的乐趣说得天花乱坠。这一点用也没有。正如看电影的开头就能猜到结尾，看看女主角如今的状态，我们就能勾勒她的生活：蜷在沙发里，穿着休闲短裤，正在将第三杯红酒一饮而尽，另一只手则从德雷尔冰淇淋桶里挖雪糕。他和她正在看同一档节目（他的茶几上放着喝了一半的威士忌，膝盖上垫着中国餐馆外卖）。虽然这种场景总会让人联想到浪漫爱情故事，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却毫无用处。他们就是单身一人，而且活得并不好。从电视荧屏上的火光来看，他们似乎正在看关于入侵波兰的节目。没什么比独居的宅男宅女更让人闹心的了――对许多人而言，这种生活方式简直是堕落，而且让人想到泰德・凯辛斯基或怪物史莱克这种怪胎。独居生活真的这样不堪吗？除了隐居的修道士――他们其实也是住在一起的――几乎所有独居的人都会被施以怜悯的目光，而过得风生水起的独居者则会被认为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哪怕像亨利・大卫・梭罗这种大力提倡隐居的人，也会定时定候到康科德吃妈妈做的菜，光顾一下地方酒吧。）而且，这个国家的文化无处不在宣扬共处的好处：“脱线家族”啦，华盛顿大游行啦，2009年的洋基队啦等等。而自己一个人呆着则被视为失败的表现。不过，当代独居生活的情况很复杂，因为那些让人可以独自居住的条件――经济稳定、思想独立、把盘子都用完了以后还有钱买洗洁精――都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所赞赏的。而且，最近的人口统计显示，独居这一现象并没有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而减少，反而呈上升之势。1950年，美国独居人口为四百万，今天，这个数字几乎变成了原来的八倍，也就是三千一百万。美国人的结婚年龄越来越晚（男性平均婚龄为28岁），家庭生活的乐趣也在缩水（一半的夫妻最后都会以离婚收场）。今天，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单身，有1/3的户口只有一名住户，五百万35岁以下的成年人独自居住。在某些个周末夜晚，知道一下这些数据或许有点用处。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艾瑞克・科林伯多年以来都在研究独居问题。在新书《独角戏：独居风潮及其吸引力》（企鹅出版社）中，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层层解析这一现象。科林伯在研究芝加哥1995年热浪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这个不断扩大的独居群体。数以百计的独居者在那场热浪中死亡。这不仅仅是因为温度，还因为他们没有社会支援网络。“沉默、隐蔽，他们形成了一个城市调查员口中‘独来独往者的神秘社会’”，科林伯写道。科林伯希望在《独角戏》中探讨这个神秘社会除了自然灾害意外，还会经历些什么。在7年时间里，科林伯和他的调查小组采访了三百多位独居者，还有那些让独居生活成为可能的看门人、规划师和设计师。他们的样本囊括了独居生活的一切，从中途旅馆到养老设施，并在奥斯丁、德克萨斯、芝加哥、洛杉矶、纽约、三藩市、华盛顿和斯德哥尔摩7个城市进行了田野调查。结果出乎意料。科林伯的数据显示，独居并非社会失范的结果，而是主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副作用。妇女解放、都市化扩张、通信技术和寿命延长――这四个因素勾勒出了这个时代文化的轮廓，而每一个因素都会导致独居的增加。女性不再被牢牢捆绑在育儿和家务上，她们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业，自己选择结婚和生子的时间，享有离婚自由。起源于电话并迅速发展到脸书的“信息革命”消解了社会生活和独居之间的分界线。都市文化的社会多元性和便利设施――健身房、咖啡店、外卖、自助洗衣店等等――则能够极大地满足自主生活的需求，让一个人过也能过得舒心。随着现代医学的急剧发展，寿命的延长让一些原本有伴的人晚年不得不独自生活。到2000年止，62%的丧偶老者独自居住，这一数据在可见的未来肯定不会下降。这一人口统计数据之所以能变成一个社会学问题，是因为“追求幸福”这一要素：一般而言，独居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科林伯认为独居能够提供一种“有益的孤独”：这可能“是我们恢复精力并重返社会的必需阶段”。然而他所采访的人物并没有明显地恢复精力，也没有重返社会。他们没有安全感，既放不下自由又汲汲于社交。他们焦虑、快活、偶尔害怕――一句话，他们正在体验一种复杂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是许多人，包括非独居者，都会体验到的。比如从事电影业的纽约人金帛离，她在发现自己已年届三十却仍孤身一人时感受到了危机。她埋首工作，晚上却只能用电视片催眠自己。“我过了很久才明白，一切都不会像在校园时一样了，不会有人没事就来看看你。”她对科林伯说。让金帛离改变这一状态的是一个决定：她要买一套房子，为将来的独身生活做准备。她变了一个人，又开始举行宴会，做自由职业，试着网络相亲，联系“自主单身妈妈”这一机构，为领养孩子做准备。这究竟是自我觉醒还是自暴自弃？金帛离承认，“我并不想自己爬高爬低挂窗帘。我一直觉得会有一个情人或爱人替我做这些。”然而自主性作为一种理想，却让她感到快乐，因为这不会让她觉得低人一等。有些人是因为不想定下来才保持单身的。我们在另一部分读到了贾斯丁的故事。他是个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纽约的年轻人，觉得自己住很难扩展交往圈子，便搬去与朋友同住。虽然贾斯丁并不想舍友过多干涉自己的社会交往和内务，但他们的确彼此干扰。舍友侵占他的空间和隐私（“如果你带一个女孩回家，不仅那个女孩会留意到你的室友，你的室友也会留意到她”），让他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他随后就搬出来一个人住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成长起来的人都接受了这样一种想法：他们应该过自己的想过生活，用自己的规则建立自己的王国。这种信念――被科林伯称之为“个人主义狂热”――也许是美国文化里最普世的理想了，这也是不少单身独居者的生活信条。如果你雄心勃勃，而且要在事业上闯出一条血路，那独居就是最迅速的成长方法。那些自己住的人脚步轻便（只要工作需要，说去哪就去哪），时间机动（没人等着他们回家吃饭），也没什么经济负担，一人吃饱便全家不饿。他们在攀登事业高峰时是轻装上阵的。对于那些特别想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太早组成家庭有一定的风险：万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呢？“对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专业人员而言，二十来三十岁的并不是结婚和组成家庭的年龄。”科林伯写道。科林伯的研究显示，真正的独居和人们的想想迥然不同。独自生活的人并没有与世隔绝，相反，因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环境，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往上爬。而且，独居并没有让个体感到孤独，但可能会对集体造成损害。单身生活从本质上来说是自利的：它要求事无巨细（从经济独立到买洗洁精），都要保证自己的自主性，而且很多时候让独居者彼此分担的责任感减少。对个人来说，这可能挺占便宜的。然而随着人数的增多，这就很成问题了。在一项田野调查《单人保龄》中，哈佛政治科学家罗伯特・D. 浦南发现，“社会资本”在三十年中不断下降。所谓“社会资本”，指的是一张将人们联系起来共同完成事物的支持互惠网络。他发现从家庭教师协会人数到晚宴再到纸牌游戏的数量都在减少，不过这项调查的重点是市民参与也在减少。在1973年到1994年，在任一地方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减少了一半，同一时间内，35岁以下的报纸读者急剧减少，同样减少的还有投票率。为什么会这样？浦南把矛头对准了二战后的文化转变：休闲的个人化（比如看电视），以及因通勤族、双职工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出现而导致的家人相处时间变少。“旧有的社会网络伤痕累累――甚至已经被破坏了――凶手则是科技、经济和社会变革。”也就是说，浦南认为导致现代独居现象增多的个人主义思潮同样对公共机构产生了破坏。而且，与科林伯不同，他对科技在社交上的影响力并不乐观，也不认为独居现象是好事。浦南认为数字通信所提供的沟通交流太弱了，不足以弥补交流技巧的消减。他指出，良好的社交应该是网络生活的前提，而非其结果，如果失去了现实世界的蓝本――比如说“在杂货店”遇到网友的这种可能性――网络联系会失范，充满了欺诈，而且显得怪异。更重要的是，“现实世界的互动常常会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多样性，而虚拟世界更多的是均质性。”人们会失去在必要时互相沟通的能力。科技也许会让我们不感到那么孤独，但他并没有改变我们独处的事实。《单人保龄》诞生于十多年前――在科技时代这可算得上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然而这十多年的时间却强化了浦南的担忧。一些书再次表明了他们对脸书时代的看法。其中一本是麻省理工大学心理学家薛礼・特克写的《一同孤单：为什么我们依赖技术多于彼此》（2011），反驳了数码联系的一些基本承诺。她认为归属感非但没有因为科技而加强，反而“在虚拟社区昏暗的光线中”逐渐消失。特克并不是科技怀疑论者。她的前两本书《第二自我》（1984）和《荧屏上的生活》（1995），都展望了数码联系的未来。但是从那以后，她的热情就消退了。如今，她对孩子们都发短信而不打电话而感到不安，为最近一本名为《与机器人的爱与性》的书而感到不安。她觉得技术一方面让我们的社会成就感越来越淡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对独处感到心安理得。“要品味孤独，你必须能够与自己独处。”她写道，“但很多人发现，因为有了网络，他们哪怕是自己在湖边、海边和山上，都没办法真正独处。”特克的研究假设是，通过科技手段联系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选择。可是另一种选择在哪里？她极力推崇面对面的交流，这种渴求在许多此类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在《团聚：仪式、愉悦和合作政治》（耶鲁出版社）中，理查德・辛纳认为，合作是一种技巧――在不久以前，这种技巧是每个成年人都一定要学会的。如今，我们在工作中和学校里都丧失了这种充满挑战性和多元性的工作，他担心这会让我们没法接受这种必要训练。“现代社会正在生产出一种新型人格，这种人无法应付形式严苛复杂社会交流，所以只能宅起来”他写道。这本书很引人注目，但有它的局限性――如果辛纳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寻找合作呢？《团聚》通篇讲的都是散乱而有生产力的协作，却完全没有提到维基百科。在数码时代这个大环境下，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该用科技来缓解孤独感，而是如何利用科技来缓解这一感觉。去年十月的一天，一个刚刚被女友甩了而且老走霉运的纽约人杰夫・拉格斯戴尔在曼哈顿派发传单。传单上写着“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打电话给我。”他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一天之内，他接到了大约一百通电话和短信。当人们在社会新闻网站红迪网上传了这份传单后，他又在一天内接到了七百通电话和一千封短信。这些交流中最好的――还有最糟糕的――被收集到一本新书《杰夫，孤鬼一个》（亚马逊）中，由大卫・希尔兹和米歇尔・洛根编辑。联系杰夫的人各有各的忧伤（“我是抑郁国的国王”），各有各的心事（“我不会爱什么人了，我爱爵士乐”），各有各的难处（“我熬过了一场可怕的破产。现在我想从事金融业”）。潜藏的悲痛常常就这样浮出水面，比如：爸爸打我，打姐姐，打妈妈，最后他被捕了。他进了监狱和精神病院……收养我的家庭换了一个又一个……他在脸书上联系我，但我没有回应……我在17岁时想要自杀，吃了很多安眠药。救护车把我带走了。又比如：结束9年军队生涯后，我在一家外伤中心做X光技术员。我在那儿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仰……一个晚上我喝了一打酒。当这个无家可归的家伙走进来的时候，我终于崩溃了。他打结的乱发上长着虱子，用酒精消解他的恐惧，然后点燃一支烟，吐出烟圈。特克认为这种自白是转移冲突的方法：向一位陌生人（或许多陌生人）袒露你的悲伤和秘密要比和熟人分享这些要容易得多。不过树洞在电脑时代并不新鲜，让杰夫和牧师或者辅导者截然不同的，是他从未接受过训练。联系他的人知道这一点。很多人在这之前已经通过专业渠道表述了他们的问题，如今他们想和一个跟自已一样的人聊聊天――这个人没办法提供什么，但他能够听得懂。这也许会有点帮助。事实是，这些孤独的人是会联系朋友的，是会在书店闲逛，在咖啡店工作，而且有室友的。他们做的事情和科林伯的采访对象金帛离所做的一样。他们给杰夫发短信，而不是成月成月地对着茶几呆坐。独居的风险其实更为复杂。科林伯想通过研究来打消他对独居潜在的观点――即这是一种糟糕的生活方式。然而这项研究却基于这样一个劝诫性主旨：这的确是一种糟糕的生活方式。 一旦有意外，独居者可能完全找不到帮助，对于独居长者尤为如此，他们在另一半去世后独居，对疾病和灾难的抵御力急剧下降。对此，科林伯给出了许多建议，一些很合理（他建议最好成立一个老有所养基金项目），一小部分很不现实（他真心希望能发明出社会机器人）。不过，哪怕独居是处于个人主动选择，其在晚年要面临的问题也丝毫没有减少。近十年，我们将送走第一波银发潮，这批老人都是在六十年代自由化以后成年的――出生于婴儿潮的他们如今正在领取社会保险。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迎接的第二波银发潮将是一群视独居为自我选择、身份和自由象征的老人，这会导致养老伦理发生改变。假如母亲已经愉快而骄傲地独自生活了四十年，那在她已经不记得付账单的时候让她回归家庭是一种社会责任吗？还是对她多年努力独立自主生活的冒犯？在这点上，科林伯举了睇的例子。睇是一位90岁的孀妇，过去29年一直独自住在哈莱姆区，而且从来没想过离开。“这是我的房子”她不无道理地说，“什么养老院，还有――那叫什么？――看护所之类的，我想都不敢想。”今天，睇这种年龄的人已经萌生了这种强烈的自主性，三十年后，这可能就变成了一种规范。正如社会学家所言，社会成就本身能让我们过上单身生活。至于那些身受独居之害的人，在独居之始就会向外求援。如果他们没有求助，我们最好不要过于担忧。让独居者保持尊严的做法是让他知道还有其他人也正在过同样的生活。鳏寡在俱乐部或教堂找到朋友；单身母亲团体组成一个自助网。就是情景喜剧里面的角色们也能在观众的掌声中找到真爱。他们将不再孤独，一切都已经过去。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从未曾真正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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