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德国中文新闻德媒：中国赢了

在加拿大

作者：德国说
1月13日，德国大报《法兰克福汇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很吸睛：《疫灾之年：TiZhi对比中，中国赢了》（Pandemie-Jahr. China gewinnt im Systemvergleich）

可能因为很少有德国媒体在标题上这么大胆地“站”中国，以至让我怀疑这个标题是出自真心还是一种“高级黑”，于是我怀着巨大的好奇把这篇文章读完了。

文章的两位作者并非记者，而是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Jürgen Gerhards和国际关系学教授Michael Zürn。下面我挑选文章关键部分介绍一下（非一对一翻译），并不得不避开某些敏感词汇和段落（望理解）。

两位作者先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出发，指出在社会学分析中，分析焦点发生了转移。

曾经，学者们把焦点放在西方模式的辐射上，也就是这种模式是怎么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进行传播的。但现在，分析焦点转移到了这种模式的内在和外在挑战者身上。

焦点之所以转移，是因为现实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美国、波兰或匈牙利都出现了zhuanzhi发展的迹象。另一方面，中国这样已经存在的体制则表现得极为成功。

那在这两位作者眼里，中国的成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中国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在缩小与西方社会的差距，如富裕程度、贫困人口数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科技、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以及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核心，比如在上海。




二，中国的上升让人们看到，群众所看重的核心目标不需要通过民主也能达到。这包括富裕程度的提高，消费可能性的提升，对内和对外安全的改善，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

如果一个社会秩序可以成功实现这些目标，公民就会满意并支持这个社会秩序，哪怕他们只有很少的决定权。

中国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功挑战了社会学家们的预见。曾经，社会学家将自由社会模式预见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王道。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这个模式表现得势不可挡。可现在，这个模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并越来越陷入危险。

在体制竞争中，中国上升成了自由社会模式的核心竞争对手。那中国的体制是什么体制呢？作者进行了如下定义：

中国的体制是以可见的公众福祉为导向（Gemeinwohlorientierung），把成功当作义务（Verpflichtung auf den Erfolg）的技术统治专制（technokratische Autokratie），类似的体系还有新加坡和越南。

但这里的“公众福祉导向”和“把成功当义务”具体怎么理解，作者并没有做进一步解释。而中国模式是否和新加坡或越南相似，或者有多相似，恐怕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作者接着就2020年的疫情，写了中国的抗疫成绩：2020年对西方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与美国及欧洲相比，中国抗击疫情和解决危机的做法是特别有效的。

在控制死亡人数上，到2020年底，美国几乎有35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欧洲包括英国有43万人死亡，而中国的人数是5000。




在经济和社会后果上，正因为成功控制了疫情，中国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在暂停后得以重启。虽然控制措施非常严格，但与之相比，西方社会却由于半心半意的抗疫措施必须接受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害。

从去年夏天开始，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数都指向中国经济会继续增长。专家做出了增长率为2%的预估，而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则被预估退缩8%，美国退缩约3.8%。

隐藏在这些数字后的是贫困、负债、失业以及社会不平等加大。为了弥补经济损失，西方国家高度负债，这将影响其今后在政治上的斡旋空间，并给下一代人造成负担和束缚。

从克服疫情和疫情造成的社会后果上看，中国在2020年的体制竞争中赢了。

可以看出，两位作者是从死亡人数和经济社会影响这两个宏观角度来评价中国的抗疫成绩的。

而微观角度上，无论是好的一面如志愿者的努力、群众的自律，还是不好的一面如对弱势群体的忽视，措施是否过分严苛等，不是这两位社会学家所关注的重点。

我一直觉得，当一名作者写其他国家的好的时候，其实是想通过对比找到自己国家的不足之处，从而让自己的国家做得更好。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也是如此。

行文间可以看出，他们写本文的目的并非是想赞颂中国，而是鞭策德国及欧洲和北美国家怎么能做得更好：要想在下次的疫情中表现得更好，西方应该怎么做？

两位作者并不认为是自己的体制有问题：只有ZZ政府通过监控和强制措施才能有效抗击疫情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毕竟日本、新西兰或者韩国也成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问题在于：

西方国家在2020年夏天第一轮疫情过后错失良机，没有学习亚洲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没有为秋天和第二轮疫情制定出合适的措施。

人们寄希望于公众的自觉性，止步于不断呼吁公民要“保持距离，注意卫生，戴口罩，室内通风和使用新冠手机应用”。但除此以外，抗疫的成功方案是——测试、追踪和隔离。




这学习这个成功方案，作者认为有三点要做：

第一，扩大测试能力。加大投资，提高卫生局的数字化程度并提高其工作效率，这本应该是要优先考虑的事情。

第二，应该有效追踪人们的行动轨迹和社会接触。对抗疫和干涉私人领域之间的矛盾应该展开公共讨论，但是，这样的讨论并没有进行，而是过早地将私人领域和国家干涉对立起来。

第三，将感染者尽快隔离。“请好好待在家里”这样无力的警告对制止病毒扩散是不够的。

特别是第二点，即西方对数字化风险的错误判断让作者痛心疾首：

信息滥用确实是个问题。在这样的认知下，西欧和北美国家倾向于大幅度限制国家对私人领域进行的数字化干涉。但与此同时，人们却眼睁睁看着数字巨头公司将用户的私人信息据为己有。

这是一条错误的路。欧美国家需要严格监督这些数字巨头，但同时也应允许国家的数字化干预，只要这些干预是以服务健康或打击犯罪等公众福祉为目的的。

总结起来，作者认为西方在抗击疫情上的失败并不一定归因于自由社会体制的结构，而是由决策失误以及片面对待数字化风险所造成的。

这是一篇挺晦涩的文章，但我还是选择来介绍它。为什么呢？

一，“体制对比”，“体制竞争”这样的词越来越普及。这些原本出现在政治文件中的词汇现在频频出现在大众媒体，我们以前已经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相信以后也还会经常见到。

二，“明目张胆”地承认中国成功的文章在德语媒体中不多见。特别是疫情爆发初期，从自由社会模式角度出发挑中国毛病的文章居多，所以这篇文章显得很难得。

三，欧洲、特别是德国数字化的落后和对个人信息近乎偏执的保护，在文章中被明确指出。

四，虽然作者提出的抗疫建议在短期时间内根本无法实现。现在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还是在一些让人费解的细枝末节上耗费精力，比如说私人碰面只能见一个人还是只能见一个固定的人？！

但是，我羡慕德国媒体提供给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反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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