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加拿大生活信息张鸣：有关“造反机制”的乱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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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鸣农民起义和造反，曾经是中国历史界研究的重中之重，1949年之后，位居所谓“五朵金花”之首。但是，除了拨乱反正的赞美之外，对于造反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却不甚了了。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失去土地，离开土地，变成流民，一有天灾人祸之类的导火索，就酿成起义或者造反。一个更通俗更流行的说法是，农民活不下去了，就会造反。其实，农民离开土地，跟土地的兼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历史上，只有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存在着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这样的兼并，事实上跟官僚世袭化的门阀制度关系密切，兼并，也就是世族豪强的兼并，跟官僚制的世袭化变异有关。在其他朝代，广有土地的大地主，一般也都是大官僚。而且，兼并后的土地，不可能没有人耕种，事实上，众多小户是为了逃避徭役和赋税才躲进官僚大户的荫庇之下的。在其他时代，农民离开土地，往往是因为土地收益抵不上其他行业的收益。南北宋时期，离开土地的农民比那个朝代都多，失地的农民，不等于失业。从事工商业的人，原来都是来自农村。能安业的农民，其实也不能算是流民。事实上，真正的农民，即使活不下去了，也未必会造反。历史上天灾人祸，活不下去了，甚至成片饿死，农民最常见的选择，是逃荒，而非造反。农民造反，是需要有情景，有火种的。活不下去，仅仅是情景，或者说形势，但没有火种，人们还是不会造反。火种不见得是流民，但一定是流出去过、见过世面的人。有的，是陈胜、刘邦这样有流氓气的人；有的，是平时仗义的草根领袖；还有的，是乡村有初级功名的书生。当然，比较而言，在同样的情景之下，离开土地的流民，比在家乡种地的农民，更易于造反，因为他们往往有某种互助组织的纽带，这样的组织，无论是基于宗教，还是基于帮会，都带有某种反叛性。同时，历代的造反，也不尽由农民或者流民包办，地方豪强，地方士绅，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也会造反，或者变成割据和半割据的地方武装。秦末大乱，农民起义和地方豪强平分秋色，西汉末也是如此。东汉末年，豪强甚至占了上风。其他朝代，隋末、唐末、元末均是豪强和农民参半，只是明末，才由农民起义唱主角。清末的太平天国造反，尽管由于造反的农民特殊的宗教背景，对正统文化的排斥，多数的士绅选择了站在清朝政府一边，但其间也有像苗沛霖这样的士绅豪强，选择半割据，两边押宝。辛亥革命爆发时，点火者虽然是革命党人，但真正推翻王朝的，却是不满朝廷的士绅力量。所以，只要摧毁掉社会里的各种会道门，各种互助组织，再打掉乡村的精英，连农民中的领头人物一并打掉（所谓的大社员），农民造反，就不再成为一种可能。合作化以来，农民长期挨饿，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农民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有的村庄甚至成村饿死，但却没有一例有组织的农民造反出现。这种现象，出现在连逃荒都被限制的情况下，更能说明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离开土地，到发达地方和城市打工，已经成为持续几十年的潮流。尽管经过取消农业税的改革，新农村建设的安抚，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生产和生活待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外出打工，却依然是多数农民的选择。因为在小块土地的经营状况下，经营条件再好，对于多数人而言，也抵不上打工的收益。在城市里，农民工已经经历了两代人的传承。他们事实上已经是城市建设和新时代工业化的主力，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无法成为所在城市被制度认可的人口。相对而言，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二代三代，问题更加严重，他们无论是在农村长大，然后进城，还是一直在城里长大成人，基本上对于农活，都是陌生的。不像他们的父辈，时常做城乡的双栖动物，农忙时还回乡干农活。城里实在混不好了，也可以回家乡种地，至少糊口没有问题。农民工的二代三代，比他们的父辈更迷恋城市生活，有更高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但在城市，他们却是最边缘最弱势的群体，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城里的福利和设施，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从上打工子弟学校开始，他们就饱尝了城里人对他们的歧视，更能体会政府的压迫。按旧时的户籍属地管理模式，他们所在城市的政府，不需要对他们有任何照顾，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照顾，任何一个权力部门，从警察到城管，都是他们天然的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从小就培养了对城市的敌意。这种敌意和对城市的留恋扭曲地搅合在一起，让他们的心态特别不正常。不消说，他们是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一种制度性的流民，真正的流民，在城里待不住，回乡又回不去。这种状况，是史无前例的，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流民，都没有这样的状况，他们可以回乡，也可以进城，住下来，就是城市居民。显然，这样的制度性流民，是一个问题群体，犯罪率高，对政府对社会的敌意大，自不待言。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人是最乐意掺和的，当然，如果有造反的情景存在，他们就会造反。第二代三代农民工，是干柴，也是火种。但更大的火种甚至柴油，存在于其他阶层。由于太长时间没有制度的变革，而这样的变革，对于一个搭上全球化工业化列车的中国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得益而后被剥夺受损害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日暮途穷，有没有本事移民的中小企业家，贫困潦倒的前白领，体制内因为权力斗争而出局的失意者。等等，等等。这些人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都远优于农民工二代，其中不乏对前途绝望，铤而走险之徒。不错，统治者手里有武力，空前壮大、高度现代化的镇压机器。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没有多少统治的合法性，甚至没有了起码的公信力。在大饥荒的时候，挨饿的人们，还多少相信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今天，连统治者自己都没有什么可信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造反的情景存在，也就是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遍地烽火，到处是闹事的，恐怕镇压机器的成员，也会心理崩溃的。从来王朝的崩溃，都不是反抗者的力量超过了镇压力量，崩溃的发生，在于镇压机器自我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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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张鸣：有关“造反机制”的乱弹“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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