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即便在中国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朋克摇滚还是受到严格的文化审查，但这种为年轻人提供宣泄互动的音乐依然火爆。德广联记者来到了一场音乐会现场。
穿过一楼的餐馆，再走下狭窄的楼梯，在上海一家商场的地下室里，正在上演一场音乐会。不大的空间只能融下百十来人。乐队名叫“马马虎虎”，两位女主唱在台上娴熟地与她们的电吉它共舞。
作为朋克，Maya和Sero在中国可称得上另类，这里的朋克乐队很少，有女性成员的朋克乐队更是凤毛麟角。吉它手Maya说，她们内心深处“有一颗叛逆的心”，“不过我们会用积极的方式表达，我们做音乐也是在表现我们的态度。”
真正出格的叛逆之举是不可能的。比如，她们在演唱会上不许喊“闭嘴！”。同中国的所有演唱会一样，她们的曲目单和歌词必须事先上报审查。歌词都不得临时更改，哪怕只改一句也可能招来麻烦。为了能登台演唱，不得不有所妥协。
“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比如不嘶喊、不用脏话，”Maya说，她们会用歌曲来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意见，不过现在更加含蓄、隐晦。
“你没有别的选择”
这家音乐酒吧的老板叫张海生。近20年前他开始在上海经营两家这样的音乐酒吧，取名叫“育音堂”。他说，希望给音乐人们提供一个舞台。墙上贴满了曾在这里演出的乐队的贴纸，吊灯和空调上积了些灰尘，不过这很符合这个不拘小节的场所的氛围。
张海生回忆道，1990年代和2000年代之初还有不少朋克乐队，北京、上海、南京都有自己有名气的乐队。但现在不多了，如今有的更多是所谓的PopPunk，不像传统的朋克，“不那么直接了”。
对文化演艺业的审查也比从前严格多了。整体来看，在习近平主政以来的十多年里，很多方面的控制都更加严格了，民族主义盛行，审查收紧。
“乐队也想继续生存，你没有别的选择。”张海生介绍说，如果想举办一场正式的演出，要经过好几层地方文化部门的审批，而如果歌词太过叛逆，审批首先就通不过。
蝴蝶的呼喊
有一些歌曲在中国已经完全不允许上演。比如让盲人歌手周云蓬当年一炮打响的那首歌“中国孩子”。直到2017年，周云蓬都在演唱这首鞭挞多起在中国社会引发民愤的事件的民谣。歌中提到克拉玛依大火、河南艾滋病村、山西煤矿事故。歌词里有一句是“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2017年这首歌被禁演，在网上也被删除。
还有一些乐队在中国被禁止演出，比如来自香港的二人组合“我的小机场”（ My LittleAirport）。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议运动中，这支乐队为民主抗争写过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歌迷说，他所在的粉丝群在社交平台上受到审查。“有些事在中国是不能说的，你不可能在网上些有关‘我的小机场’的内容。写了也没法通过审查，别人就看不到。”
朋克组合“马马虎虎”写了两首关于去年上海封城的歌。其中一首名叫“蝴蝶”。“蝴蝶是要表达我们不再惧怕，要冲破我们的茧房飞出来”，Maya说，虽然歌词比较模糊，但是“我们尽力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我希望所有人都听到了我们的呼喊。”
当她站在舞台上，看到台下的人群，Maya确信她的歌迷理解演唱者想说什么，尽管她们的朋克是被驯化了的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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