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坐落在广州的富力中心外的金色雄狮雕像。 （资料照片，2009年11月4日）
中国政府上周日（8月13日）紧急出台了24项措施，试图重新吸引外资回流。但北京动辄将外国企业作为打压报复对象，中国经济疲软乏力，再加上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战略竞争，都令外企在华经营风险剧增，许多外企越来越难买到政治风险保险，进一步加速外资远离中国的势头。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本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外国企业在第二季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4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87%，是自1998年可比数据首次公布以来最大的下降，其下降程度堪比外资断流。在此之前，研究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Group)的分析师对政府数据的分析，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200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1000亿美元。
外企对中国失去信心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 Group)负责中国与技术政策的副合伙人保罗·特廖洛(PaulTriolo)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企业对中国丧失信心是主要因素之一。他说：“（外国企业）对中国政治和经济领导层出现了显著的信心缺失，这在疫情防控、特别是像对上海这样整个城市的封控，以及技术监管整顿等措施中得以突显。”
中国政府原本把2023年定为“投资中国年”。但这一活动很快在外国企业中引起了怀疑。它们对中国困难的商业环境、难以预测的政策制定、恶化的地缘政治和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感到忧虑。
在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China)今年春季发布的一项调查中，55%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不把中国列入“前三名”的投资优先地区，为该调查25年以来最高比例。
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China)今年6月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十分之一接受调查的公司表示它们已经将投资转移出中国。另有五分之一的受访公司表示，它们正推迟投资或考虑转移投资。在570家受访企业中，有三分之二的公司表示，在中国做生意已经变得更为困难。还有五分之三的公司认为，中国现在的营商环境已经“更加政治化”。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JensEskelund）在北京举行的欧洲企业在华商业信心调查发布会上发表讲话。（2023年6月21日）
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AnnaAshton)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新冠清零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新规和行动加剧了外国企业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决策变化无常的看法。“例如，对特定外国商业情报公司的有针对性突击搜查，以及《反间谍法》修正案中的模糊之处，让外国企业有理由重新考虑其在中国投资的计划。”她说。
今年3月，中国当局分别以涉嫌非法经营拘留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Group)北京办事处五名中国籍雇员，又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Inc.)一名员工。
地缘政治风险增大，外企选择规避风险
在另一方面，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大幅扩大了间谍活动范围。这让外国高管担心，在中国进行常规的商业活动，比如市场调研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间谍活动，从而成为打击的对象。该法已于7月份开始实施，使外国投资前景变得更加模糊。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专栏撰稿人伊丽莎白·布劳(ElisabethBraw)日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外国企业现在越来越难找到针对它们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政治风险保险”(political riskinsurance)。
“这很说明问题，”布劳对美国之音说，“保险公司从本质上讲，它们具有风险偏好，否则它们就不会从事保险业务，但它们显然也是商业实体，因此如果它们认为某件事的风险太大，它们就不再提供保险。”
政治风险保险这一险种在冷战结束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非常流行。该保险可以保护企业免受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从征用到政治干预，一直到政变和战争，这使公司有信心在非自由民主体制的市场上投资和经营。
提供政治风险险种的保险公司早在数月前就不再为在俄罗斯经营的外国企业投保。在中国，一系列事件也令这些保险公司感到不安，包括对西方咨询公司的突袭以及北京对台湾动武的威胁。
布劳说：“目前全球只有大约60家公司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决定不再投保新的（保险）政策，因为在他们看来各种政治事件的风险非常高，从（中国政府的）政治干预到与台湾发生战争等各种情况，提供新的保单太过冒险。”
在提供政治风险保险的60家保险公司中，只有少数几家仍然为中国提供此类保险，而且附加了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目前仍在提供的保险政策的保额可能不会超过5000万美元，这与几年前的约20亿美元相比大幅下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多数大型公司的资产远远超过5000万美元。
“连马云在中国都不再安全，这一事实给全球化的商业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是中国当局政治干预的一个明显例证，”布劳说，“但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显然不仅仅是阿里巴巴受到了打压，其他科技巨头和公司也是如此。保险承保人表示，如果连中国本土最强大的科技公司都无法免受政治干预，那么我们其他人也会面临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干预和被惩罚的风险。”
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大大增加的看法正在阻碍资本流入中国。
中国政府常常通过惩罚外国公司作为报复外国政府的方式。当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时，中国政府停止了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进口，使澳大利亚酒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台湾政府对中国发表批评性言论时，中国停止了对台湾凤梨的进口。在瑞典政府决定不在其电信网络中使用华为的5G设备后，中国通过打击瑞典电信巨头爱立信(Ericsson)对瑞典政府实施报复。爱立信在与中国移动的合同份额从前一轮的11%急剧缩水至2%，使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2020年11月5日，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展示的澳大利亚葡萄酒。中国当月稍晚宣布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212%的关税。（美联社）
中国经济拖累外资
目前中国经济的放缓也是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冠“清零政策”结束七个多月后，中国经济依然缺乏动力。原本推动增长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打击。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日益加大的经济下滑势头令一些在华有深厚根基的美国大公司业绩受到冲击。中国的制造业活动收缩，出口下降，消费者信心依然脆弱，青年失业率上升至创纪录的高位。对一些公司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出现异常下降，引发了忧虑，认为中国可能正在进入需求逐渐减弱的通缩螺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俞伟雄说，中国的内需出现衰退，无论是居民消费还是投资，特别是对房地产的投资。“从今年起，我们看到中国房地产业的‘泡沫破裂’，这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在过去，外商直接投资是追随中国内需的脚步的，随着中国内需的下滑，外国企业认为他们没有必要扩大在华投资。”
中国的商业团体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正在暂停扩张或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Economics)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标题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文章说，自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有意压制对私营部门干预冲动的时期要比其它大多数威权政权长得多。但在习近平领导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已经重回威权政权的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出现“经济长新冠”(economiclong Covid)的主要罪魁祸首是公众对（政府）极端干预的免疫反应，这导致了一个不再活跃的经济。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私人投资疲弱、消费不振以及青年失业激增等严峻问题。波森在他的文章中说，一旦一个威权政权失去了普通家庭和企业的信心，要重新赢得信任就变得困难重重。
中国试图扭转外国投资急剧下滑的最新努力包括承诺为海外企业提供更好的税收待遇，并让其雇员更容易获得签证。上周日发布的国务院24项措施包括政府承诺加快与生物制药产业相关的外资项目，以及扩大某些电信服务的试点区域。合格的外国公司还将被鼓励设立投资部门和地区总部。政府还将使外国公司员工更方便申请签证和居住许可，并为这些企业增加财政和税收支持。
这份加大力度吸引外资的意见书还承诺放宽对海外数据转移的监管等措施。这些政策旨在解决外国公司长期以来关于能否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公平竞争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担忧。
但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认为，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调推进国家安全议程之际，外国企业仍然未能从中国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清晰的、亲商的信号。
“外国投资者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其他优先事项中经济增长的位置基本上感到不确定。没错，经济增长依然重要，但它不再是前几十年中的压倒性政策驱动因素。中国领导层强调更高质量的增长，并强调需要在经济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她说，“越来越清楚的是，北京正在刻意传递一种优先事项的转变信号。”
习近平今年3月在中国人大连任国家主席后发表讲话时说，“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
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进行宪法宣誓。
拜登行政命令引导外资远离中国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地缘战略竞争加剧亦导致外国资本不愿重返中国。
阿什顿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引发对中国投资未来前景的担忧，许多公司所在国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敦促采取‘去风险’的措施。更多公司似乎正在回应这些压力，通过将一部分投资多元化到第三方市场来分散风险。”
美国拜登政府上星期发布一项新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资本投入某些中国高科技领域，以防止美国的资本和专业知识被用来加速发展可能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分析认为，尽管该行政命令所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但从长远来看，它相当于美国政府向企业发出明确信号，要求资本远离中国。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Gary ClydeHufbauer)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正式开启了美国限制对中国投资的第一步，势必对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产生寒蝉效应。
“我将其视为限制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打响的第一枪……预计许多企业将撤回任何对中国投资的计划，它（限制措施）甚至可能会扩展到一些大型机构如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等的投资组合投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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