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论坛 温哥华 Vancouver关于港台与大陆人士群体身份认同



在加拿大


上个世纪90年代,王小波在一篇散文-《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中深有感触地说:“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过去,我们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员)在粗话的词汇量方面,确实不亚于门头沟的老矿工——这不要紧,语音还是我们高贵。但是,这已是昨日黄花。今天你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就会听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调。港台人把国语讲成这样也会害臊,大陆的广播员却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话,叫作“那么呢”,那么来那么去,显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说……除了广播员,说话港台化最为厉害的,当数一些女歌星……”很多在90年代身处国内的人,听到王老师这一席话,脸上会浮现出会心的微笑,90后出生的新生代,也许不容易理解那种现象。那种微妙而奇特的现象是语言心理学研究难得的素材。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我在博士阶段从事的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跟这一话题密切相关。另外,这一话题对我们理解一段时间以来“大中华区”沸沸扬扬的族群关系也许会有一些启发,特别是部分香港 人和台湾人是否愿意认同“中国人”的身份的问题。王小波老师对乡音敝帚自珍,而同时代的胡同老乡们(尤其是女性)则热衷于模仿港台口音,这两种取向都是在强调一种身份认同,背后的驱动力都是对获得他人认可,让人刮目相看的需要,也就是对荣誉和地位的需要。人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群体类别,认为自己是该群体的成员,具备这个群体的特征。人们把群体身份当做工具-人们用它追求两样东西:(1)身份的优越感;(2)身份的独特性与明确性。我们先谈优越感。有些群体身份相对固定,个体别无选择,或者至少是认为自己别无选择,比如性别、文化背景、出生地。对于这些群体身份,个体通常会强调它的优秀而美好的特征,甚至对不能直截了当定义为优秀的特质加以美化和粉饰。王小波老师正是这样做的,北京土语不够婉转、悠扬、细腻的一面,在他笔下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可取的,这种做法的动机是提高自己所属的群体地位,进而满足个体自己的自尊心。然而提高自己的 身份地位还要另一种方法,低地位群体成员认为高地位群体所具备的特征更加优秀, 更可取。在五十年代,美国的研究人员向黑人小孩展示一系列洋娃娃,有的是黑人模样的,有的是白人模样的,他们问小朋友对每个洋娃娃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黑人小孩儿喜欢白人模样的洋娃娃超过黑人模样的洋娃娃。这种偏好在成人世界也有相对应的现象,低地位群体成员认为高地位外群体的外貌更美;西方国家有些黑人漂泊皮肤,有些亚洲年轻人把自己自然的黑发染成欧洲人特有的金色,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同一心理机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梅杰教授(Major, 1999)用试验法验证一现象的存在。她研究地位较低的学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相当于国内的一般院校)学生如何看待地位较高的学校(加州大学博克利分校,相当于国内的“牛校”)学生所具备的特征。研究者告诉一般院校的学生说牛校学生具有某一杜纂的积极的性格特征(该特征实际上不存在),问他们具备这个特质重不重要,他们自己是否具备这一特质。不出所料,一般院校的学生认为这一特质很重要,而且自己恰好具备这个特质。个体在身份认同方面,是可进可退的。心理学家撒尔第尼(Cialdini et al., 1976)在研究中观察到,美国大学生在自己学校球队比赛获胜后的一天,身穿带有校徽的服装的学生明显增多,集体荣誉感大增,可谓一荣百荣。他把这种攀附优胜群体的现象称为“借光”,英文是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而在自己学校球队输了的第二天,穿带校徽服装的学生明显减少。人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管理自己的身份认同,根据群体的名声和地位,调整跟自己某一群体的距离。我想某些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不想要中国人的身份,努力去中国化,可能也是在进行身份认同方面的探索,试图给自己设计一种更加高贵的群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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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心理学课程11月初开班,针对2022年5月参加AP心理学考试的学生。 超赞 赏 反馈:othereye11166, qiyunysh, heyday 和另外1个人 1.06 cloud123 0$(VIP 0) 3,1782019-10-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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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123 说:—点击展开...感谢您的关注。今儿我有大量枯燥的文字工作要完成,抽空张贴一点轻松愉快的东西。不好意思让家里人发现我自称工作很忙的时候是在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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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心理学课程11月初开班,针对2022年5月参加AP心理学考试的学生。上个世纪90年代,王小波在一篇散文-《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中深有感触地说:“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过去,我们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员)在粗话的词汇量方面,确实不亚于门头沟的老矿工——这不要紧,语音还是我们高贵。但是,这已是昨日黄花。今天你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就会听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调。港台人把国语讲成这样也会害臊,大陆的广播员却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话,叫作“那么呢”,那么来那么去,显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说……除了广播员,说话港台化最为厉害的,当数一些女歌星……”很多在90年代身处国内的人,听到王老师这一席话,脸上会浮现出会心的微笑,90后出生的新生代,也许不容易理解那种现象。那种微妙而奇特的现象是语言心理学研究难得的素材。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我在博士阶段从事的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跟这一话题密切相关。另外,这一话题对我们理解一段时间以来“大中华区”沸沸扬扬的族群关系也许会有一些启发,特别是部分香港 人和台湾人是否愿意认同“中国人”的身份的问题。王小波老师对乡音敝帚自珍,而同时代的胡同老乡们(尤其是女性)则热衷于模仿港台口音,这两种取向都是在强调一种身份认同,背后的驱动力都是对获得他人认可,让人刮目相看的需要,也就是对荣誉和地位的需要。人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群体类别,认为自己是该群体的成员,具备这个群体的特征。人们把群体身份当做工具-人们用它追求两样东西:(1)身份的优越感;(2)身份的独特性与明确性。我们先谈优越感。有些群体身份相对固定,个体别无选择,或者至少是认为自己别无选择,比如性别、文化背景、出生地。对于这些群体身份,个体通常会强调它的优秀而美好的特征,甚至对不能直截了当定义为优秀的特质加以美化和粉饰。王小波老师正是这样做的,北京土语不够婉转、悠扬、细腻的一面,在他笔下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可取的,这种做法的动机是提高自己所属的群体地位,进而满足个体自己的自尊心。然而提高自己的 身份地位还要另一种方法,低地位群体成员认为高地位群体所具备的特征更加优秀, 更可取。在五十年代,美国的研究人员向黑人小孩展示一系列洋娃娃,有的是黑人模样的,有的是白人模样的,他们问小朋友对每个洋娃娃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黑人小孩儿喜欢白人模样的洋娃娃超过黑人模样的洋娃娃。这种偏好在成人世界也有相对应的现象,低地位群体成员认为高地位外群体的外貌更美;西方国家有些黑人漂泊皮肤,有些亚洲年轻人把自己自然的黑发染成欧洲人特有的金色,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同一心理机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梅杰教授(Major, 1999)用试验法验证一现象的存在。她研究地位较低的学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相当于国内的一般院校)学生如何看待地位较高的学校(加州大学博克利分校,相当于国内的“牛校”)学生所具备的特征。研究者告诉一般院校的学生说牛校学生具有某一杜纂的积极的性格特征(该特征实际上不存在),问他们具备这个特质重不重要,他们自己是否具备这一特质。不出所料,一般院校的学生认为这一特质很重要,而且自己恰好具备这个特质。个体在身份认同方面,是可进可退的。心理学家撒尔第尼(Cialdini et al., 1976)在研究中观察到,美国大学生在自己学校球队比赛获胜后的一天,身穿带有校徽的服装的学生明显增多,集体荣誉感大增,可谓一荣百荣。他把这种攀附优胜群体的现象称为“借光”,英文是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而在自己学校球队输了的第二天,穿带校徽服装的学生明显减少。人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管理自己的身份认同,根据群体的名声和地位,调整跟自己某一群体的距离。我想某些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不想要中国人的身份,努力去中国化,可能也是在进行身份认同方面的探索,试图给自己设计一种更加高贵的群体身份?点击展开...人从来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不是独立于自然,而是自然的产物,具体地说是自然选择和自然演化的产物,人的精神,认知, 情感, 行为是自然现象,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认识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同时也相互理解。我们理解两岸三地的族群关系,也要抱着科学而客观理性的态度。地位低群体成员提高自身地位的一种方法是在这个领域融入高地位群体,向他们看齐。融入高地位外群体意味着变成高地位群体的成员, 取得本来由高地位外群体独享的特权和荣誉。人们为了获得某种身份主动采取与该身份有关的特征、行为和态度。渴望成为“艺术家” 这一团体成员的个体倾向于采用跟艺术家团体相关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象征性的,与团体所代表的成就并没有直接关系。特想成为艺术家但并不具备艺术家成就的人在装束方面常常会采用放荡不羁的前卫风格。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时候,建造了鹿鸣管,经常举办西洋舞会。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遇到一些台湾人对曾经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津津乐道,有一位带我们去日月潭的哥说他奶奶每当唱起日本歌曲的时候会热泪盈眶。人是一种非常看重自己的身份的动物。人们常常通过象征性手段完成对自己渴望的身份认同。越是在实际成就上与团体身份的要求相去甚远,融入目的尚未达到的时候,这种象征性融入的倾向越强。研究发现处于团体边缘,未被完全接受的成员对团体认同的欲望特别强烈,超过那些群体身份已经获得广泛承认的成员。跟已经被接受的成员相比,被边缘化的成员对自己在高地位群体中位置的合法性不确定, 对自己的团体身份信心不足, 因此更注重团体特征。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学生组织的非正式成员倾向于通过公开表达态度更强烈地表达对组织的认同; 这些非正式成员表达的对跟他们对立的其他学生组织的负面态度强于正式成员。为了彻底融入团体,对团体的从众倾向应该强。在美国,亚裔等未被主流社会完全接受的少数民族往往对所谓主流社会的特征过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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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心理学课程11月初开班,针对2022年5月参加AP心理学考试的学生。人从来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不是独立于自然,而是自然的产物,具体地说是自然选择和自然演化的产物,人的精神,认知, 情感, 行为是自然现象,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认识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同时也相互理解。我们理解两岸三地的族群关系,也要抱着科学而客观理性的态度。地位低群体成员提高自身地位的一种方法是在这个领域融入高地位群体,向他们看齐。融入高地位外群体意味着变成高地位群体的成员, 取得本来由高地位外群体独享的特权和荣誉。人们为了获得某种身份主动采取与该身份有关的特征、行为和态度。渴望成为“艺术家” 这一团体成员的个体倾向于采用跟艺术家团体相关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象征性的,与团体所代表的成就并没有直接关系。特想成为艺术家但并不具备艺术家成就的人在装束方面常常会采用放荡不羁的前卫风格。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时候,建造了鹿鸣管,经常举办西洋舞会。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遇到一些台湾人对曾经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津津乐道,有一位带我们去日月潭的哥说他奶奶每当唱起日本歌曲的时候会热泪盈眶。人是一种非常看重自己的身份的动物。人们常常通过象征性手段完成对自己渴望的身份认同。越是在实际成就上与团体身份的要求相去甚远,融入目的尚未达到的时候,这种象征性融入的倾向越强。研究发现处于团体边缘,未被完全接受的成员对团体认同的欲望特别强烈,超过那些群体身份已经获得广泛承认的成员。跟已经被接受的成员相比,被边缘化的成员对自己在高地位群体中位置的合法性不确定, 对自己的团体身份信心不足, 因此更注重团体特征。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学生组织的非正式成员倾向于通过公开表达态度更强烈地表达对组织的认同; 这些非正式成员表达的对跟他们对立的其他学生组织的负面态度强于正式成员。为了彻底融入团体,对团体的从众倾向应该强。在美国,亚裔等未被主流社会完全接受的少数民族往往对所谓主流社会的特征过度认同。点击展开...更加有意思的是,某些大陆同胞为何对香港和台湾“同胞”的去中国化耿耿于怀,甚至气急败坏呢?这个问题时我一度感到非常迷惑的,后来从社会心理学找到了答案。 当不同团体之间对资源荣誉展开争夺的时候,导致相互仇视和敌对,当竞争中我方处于劣势的时候,那么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尤为重要,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需要保障成员对团体的认同感, 不允许有团体成员叛变,而竞争处于劣势时恰恰是容易有很多成员叛变的时候,这种状况可以是说是内外交困。每当这种时候,中国民粹主义就会抬头,义和团精神就会发扬光大。随着我们的团体跟对手差别缩小,甚至在零和竞争中走向胜利,动员内部力量的需要降低,对成员背叛的防御也减弱。按照这个原理,我们中国的群体地位提高了,就不会有很多人在意去某些地方的人去中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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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心理学课程11月初开班,针对2022年5月参加AP心理学考试的学生。上个世纪90年代,王小波在一篇散文-《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中深有感触地说:“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过去,我们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员)在粗话的词汇量方面,确实不亚于门头沟的老矿工——这不要紧,语音还是我们高贵。但是,这已是昨日黄花。今天你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就会听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调。港台人把国语讲成这样也会害臊,大陆的广播员却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话,叫作“那么呢”,那么来那么去,显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说……除了广播员,说话港台化最为厉害的,当数一些女歌星……”很多在90年代身处国内的人,听到王老师这一席话,脸上会浮现出会心的微笑,90后出生的新生代,也许不容易理解那种现象。那种微妙而奇特的现象是语言心理学研究难得的素材。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我在博士阶段从事的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跟这一话题密切相关。另外,这一话题对我们理解一段时间以来“大中华区”沸沸扬扬的族群关系也许会有一些启发,特别是部分香港 人和台湾人是否愿意认同“中国人”的身份的问题。王小波老师对乡音敝帚自珍,而同时代的胡同老乡们(尤其是女性)则热衷于模仿港台口音,这两种取向都是在强调一种身份认同,背后的驱动力都是对获得他人认可,让人刮目相看的需要,也就是对荣誉和地位的需要。人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群体类别,认为自己是该群体的成员,具备这个群体的特征。人们把群体身份当做工具-人们用它追求两样东西:(1)身份的优越感;(2)身份的独特性与明确性。我们先谈优越感。有些群体身份相对固定,个体别无选择,或者至少是认为自己别无选择,比如性别、文化背景、出生地。对于这些群体身份,个体通常会强调它的优秀而美好的特征,甚至对不能直截了当定义为优秀的特质加以美化和粉饰。王小波老师正是这样做的,北京土语不够婉转、悠扬、细腻的一面,在他笔下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可取的,这种做法的动机是提高自己所属的群体地位,进而满足个体自己的自尊心。然而提高自己的 身份地位还要另一种方法,低地位群体成员认为高地位群体所具备的特征更加优秀, 更可取。在五十年代,美国的研究人员向黑人小孩展示一系列洋娃娃,有的是黑人模样的,有的是白人模样的,他们问小朋友对每个洋娃娃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黑人小孩儿喜欢白人模样的洋娃娃超过黑人模样的洋娃娃。这种偏好在成人世界也有相对应的现象,低地位群体成员认为高地位外群体的外貌更美;西方国家有些黑人漂泊皮肤,有些亚洲年轻人把自己自然的黑发染成欧洲人特有的金色,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同一心理机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梅杰教授(Major, 1999)用试验法验证一现象的存在。她研究地位较低的学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相当于国内的一般院校)学生如何看待地位较高的学校(加州大学博克利分校,相当于国内的“牛校”)学生所具备的特征。研究者告诉一般院校的学生说牛校学生具有某一杜纂的积极的性格特征(该特征实际上不存在),问他们具备这个特质重不重要,他们自己是否具备这一特质。不出所料,一般院校的学生认为这一特质很重要,而且自己恰好具备这个特质。个体在身份认同方面,是可进可退的。心理学家撒尔第尼(Cialdini et al., 1976)在研究中观察到,美国大学生在自己学校球队比赛获胜后的一天,身穿带有校徽的服装的学生明显增多,集体荣誉感大增,可谓一荣百荣。他把这种攀附优胜群体的现象称为“借光”,英文是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而在自己学校球队输了的第二天,穿带校徽服装的学生明显减少。人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管理自己的身份认同,根据群体的名声和地位,调整跟自己某一群体的距离。我想某些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不想要中国人的身份,努力去中国化,可能也是在进行身份认同方面的探索,试图给自己设计一种更加高贵的群体身份?点击展开...低地为群体的成员始终有着脱离低地位群体,加入高地位群体的动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俊鸟登高枝。 当群体边界比较通透,社会流动性强的时候,这种攀龙附凤的欲望就更强。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有时候会移民定居到发达国家,脱离原来的低地位群体,加入高地位群体, 取得高地位群体的特权。然而这样的机会少,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终生留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当低地位群体成员无法加入高地位群体的时候,就只有认同当前所属的群体,这样就要想别的办法来提升自己的群体地位和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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