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七年前孩子上小学,去了没一个月,我就发现他每天上学都愁眉苦脸,尤其到校门口挥手告别之际,有时感觉他都快要哭出来了。孩子个性温和内敛,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不是在学校里被欺负了,问下来倒也不是,他只是难以适应那种氛围。当然这种不适,每个孩子在刚上学时多少也都有点,甚至我自己当年也有过,但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得知他们在课间都不得离开教室,至于为什么,“老师没说为什么,就说不可以”。
他的学校还是上海的区重点小学,占地虽然不大(刚好才100亩),但布局也很紧凑,教学楼之外就是大操场,下课了就算在操场跑两圈,时间都够用,但现在,下课了也只能眼巴巴看着,不能挪窝,上厕所限2分钟,上完了不得在走廊底下多作逗留。
《暗格里的秘密》剧照
就算是996的打工人,隔一段时间也总能放放风,天性好动的未成年人,课间都只能待在教室里(现实中又往往等于待在自己座位上),这可想而知有多么禁锢人。我从小不算是好动的,下课时很多同学冲出教室去操场上追逐,我也未必跟着去,然而,你可以去但选择不去,跟你没的选择只能待在教室里,完全是两回事。
作为一个放养的家长,我不担心孩子一时的学业起伏,最怕的就是他厌学。因此,当我察觉到这种学校氛围可能是导致他每天不想上学的影响因素时,就试图向老师提议改变这种有违孩子天性的做法。然而,就连一些对此同样不满的家长,也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事,而任何建议都很容易被一句话打回来:“出了事谁负责?”
半年后,在我的坚持之下,孩子转学去了一家双语学校,那里至少外教的授课方式会宽松很多,孩子也没有此前那种抗拒上学的情绪了。然而,一年多后,外教逐渐出走,课程压缩,妻子也认为我当初那样让孩子转学不免小题大做,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不划算,在几番争执之后,又把孩子转回了公立学校。虽然他本人也知情同意,我们也承诺会在周末弥补他户外互动的时间,但内心深处我不能不想:缺乏活动自由,对孩子的体格乃至精神发育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
《小别离》剧照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虽然怎么说都不为过,却极有可能并非教育机制考虑的重点。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一书中指出,明清时期传统的苦读价值观“所训练出来的理想男孩,是一位安静异常,不好嬉戏,少有友伴,也几不涉足任何户外及体力活动的‘标准小书生’”,他们其实是“小大人”,“举止完全不类儿童”。
望子成龙的中国传统家长们希望他们早早就明白“一心只读圣贤书”,完全放弃天性的快乐,将智育变成一切幼教活动的焦点,“其他的兴趣,不但如上述体力和户外活动,一律在排斥之列,就是同样是看书阅读,家长也不许子弟浪费功夫在浏览经书之外与科考无关的‘杂书’上面”。
不难看出,这种教育思维定式的影响直至今日:一个文静、懂事、不打闹戏耍也不看“闲书”的孩子,难道不正是好孩子吗?这有什么问题?实际上,我也是受这种教育理念灌输长大的,但不论如何,至少我小时候不至于连课间十分钟都没有,为什么现在连这也容不下?
《米小圈上学记》剧照
如果去问问小学老师,得到的答复会是:学校从未明文规定孩子课间十分钟必须坐在教室里,只不过大城市寸土寸金,本来活动空间就有限,精力旺盛的孩子如果奔跑打闹,就很容易引发不测,现在的孩子又都那么金贵,谁家都不想出事,对吗?因此,按照这个逻辑,势必出现的做法就是:“禁足”是不禁的,但课间活动也仅限于本班教室外的走廊,并且会安排师生执勤,管控奔跑打闹。
乍看起来,这似乎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以往的城市学校,也同样活动空间有限,日本的小学更不见得宽敞,有的甚至就是一栋高楼里的几层楼面,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管控措施?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中国社会似乎普遍默认,孩子在校期间的一切行为,校方都要负全责。课间打闹,就算只是蹭破点皮,往往也少不了家长一通打闹。前些年,某大学生抑郁自杀,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其死因与学校管理有何关联,但家长大闹之下,校方最终还是赔了20万私了。一个班主任怎么能看得住三四十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刀切,你们干脆都给我待在教室里别动。
《小别离》剧照
虽然也有像我这样的家长持有异议,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学生就该一门心思读书”的强大社会共识下,学校的这些做法其实常常也得到了家长们的支持。多年来,很多学校都会没收学生的电热水壶,理由是怕引发短路火灾,这引发了许多学生在网上吐槽,但现实是:市场化的私立中学也会收缴电器,因为学校的客户不是学生本人,而是学生家长,他们同样怕出事,在把子女全权委托给学校之后,也要求他们承担全责。
概言之,这就是“责任下移、权力上移”,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名义上的责任无限大”和“想尽办法不负责任”这一体两面的两种极端,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这一竭力转移责任的多层复杂博弈之下,孩子们的课间十分钟、烧开水不便,那都不过是个小小的代价,因为万一出事的责任是谁也担不起的。然而,这其实又根本不是出自真正的责任心,因为假如课间打闹无须校方负责,那他们想必也乐得不管。
《米小圈上学记》剧照
一位高校老师曾和我说过这其中的微妙之处:“如果发现出事的苗头,校领导为了逃避责任,就总是把责任分散出去,让我们这些下属签署一堆责任书之类的文件。就算是真的有了问题。他也不自己轻易做决定,总是开个会让匿名投票;但是参加匿名投票的人多精明啊,他们也不想承担责任,就会投反对票。这样程序越来越繁琐,每个人都累得要死,但又改变不了。我觉得老师一点责任也不用承担也不对,但我就是不明白,大学生已经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为什么老师要像大家长一样为他们承担无限责任?”
对中小学来说,这个问题就更棘手了,因为社会默认未成年人还不能为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这就给一线教师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他们既不敢让学生有任何闪失,更不能给所在学校造成麻烦,没有任何容错的余地。其结果,现在很多老师处于长期焦虑状态中,曾经“挤破头”想考上教师编制的,不少人都后悔了。
《暗格里的秘密》剧照
很多人以为老师只是教书,其实现在小学老师的教学任务和行政任务基本是三七开,有老师总结了自己在教书之外的一堆活计:“早自习、晚托管、看学生吃饭、看学生睡觉、上课、备课、教研、共同体、PPT公开课、各种表格、心理健康教育、街边站岗、志愿者扫地、安全教育平台、青骄课堂、青年大学习、青少年普法网、全国少工委、红领巾、钉钉打卡、青年大学习、禁毒知识竞赛、宪法小卫士活动、清廉学校、依法治校、防溺水、交通安全、五项管理、控辍保学、消防安全平台,还有各种APP任务、各种会议、迎接各级检查、完成各种教学外的表格,累,太累了!”
令人心酸而又讽刺的一点是,如果你抱着“混日子”的态度或许还能应付这些层出不穷的形式主义,但你要是满怀教育理想进来,就更容易幻灭痛苦到无法承受。日前有位23岁的女教师自杀,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她在遗书中称课外工作压力太大,“活动和检查让我像入了牢笼,什么时候才能做教书育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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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剧照
这就是问题所在:乍一看,似乎是老师夺走了孩子们快乐童年,可是扒开来一层层往里细看,就不免唏嘘“众生皆苦”,每个人都受困于这不尽如人意的系统之中,动弹不得,要改则牵一发而动全身。说到底,一线老师承担了太多教学之外的行政任务和无限责任,陷入唯恐出事的焦虑之中,且不说孩子们快乐与否了,连老师都难以把时间精力放在如何把书教好这一点上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急躁不得,只能抽丝剥茧,一步步来。要改变这种无限责任的心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至少应当逐渐把老师的教学任务和行政任务试着分离,也要容许孩子们有特定的时段去释放自己的天性。往深处说,这问题并不只是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那么简单,从根本上来说还需要“把老师还给课堂,把老师还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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